配资天眼查线上 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南海：毛泽东一周不吃米饭，刘少奇自报粮食定量最低

发布日期：2024-08-19 23:23    点击次数：170

报告指出，随着各国对清洁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未来30年全球核电装机容量有望增加740吉瓦，接近目前的两倍。其中，中国和美国将贡献最大增量。

在2022年8月的深度报告《景气投资方法论与历史复盘》之后，我们的景气投资分析框架已从一维增速高低的判断扩展到二维增速曲线的判断。如果从时间层面要再加入一个维度的话，我们认为是季节效应（一季度的特殊性）；如果从周期轮动角度要再加入一个指标的话，我们认为是PB估值，其次是股息率（衰退期部分放弃对景气度的判断）。

来源：党史博采

▲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曾有过一周不吃米饭的记录

1960年到1962年，是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对于这一时期的情势，史书曾有如下记载：“1960年粮食产量……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跌落到建国时水平。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

为了共同度过难关，中央人民政府不得不将每个国民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低标准，瓜菜代”，中共中央紧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带头，国家干部带头，首先是领袖们带头。

中南海里，机关干部们开始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身高体阔的毛泽东，自报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刘少奇报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来报了24斤。朱德和毛泽东一样，也是26斤。

这一情况传到各单位党支部和党小组后，大家都认为领袖们自报的定量偏低了，起码应该和绝大多数男性干部们一样，定在28斤。但是领袖们都坚持说够了，已经算过，不要变动了。就这样，开始按照他们报的数量发给他们粮票。

在领袖们的带动下，整个中南海勒紧了裤带，每位工作人员都把自己的粮食定量降了下来。定量是压缩了，可饥饿感和营养不良的现象，不可避免地膨胀了。

为了在粮食定量减少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加一些营养，起码让肠胃里有空间被填充了的感觉，食堂的大师傅们和广大干部们想了一些办法，这就是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粮食掺和在一起吃。

最开始是采集自然生长的植物，像挖野菜、捋“榆钱儿”。中南海里，特别是沿着中南海的外墙，种植了不少榆树，榆树的籽形状有点像古钱，俗称“榆钱儿”。榆钱儿在嫩的时候，可以食用。采摘来后，大师傅们就把嫩榆钱儿和在面里，使蒸出的馒头个大一些，同是二两面的馒头，却能在胃里多占一点的空间。

▲朱德（左二）是中南海唯一自己种地的高级领导人

自然生长的东西很快就被摘光了，于是人们就种植一些野菜，比较普遍的是一种俗称“扫帚菜”的植物。这种野菜枝杈多而密，把叶子撸净后，一株就是一把天然的扫帚，其俗称大概就是这么来的。这种野菜特别好生长，路边或犄角旮旯，再贫瘠的地方也能长得很茂盛。扫帚菜叶拌上玉米面或白面，放在笼屉里蒸熟了也不难吃。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除了寄宿在学校，或在学校定餐的孩子，还在学校吃饭外，原先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孩子，大多在家长的命令下，到大灶食堂和机关干部及工作人员们一起吃饭。像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家中的孩子，都是如此。

特别是朱德，不仅是把孙辈们都赶去了大灶食堂，还提出要求：“不准老买好菜，不准超过大多数人的伙食标准，不准超过自己的定量。”

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这些家庭中的父母享受着党内高级干部的待遇，有一定的营养补助，虽说是有限的一点，但孩子尚未对国家和人民做什么贡献，自然不该享受这种待遇。从克己奉公原则、从培养锻炼孩子出发，就应该让孩子在大灶食堂进餐。当然，有时候星期天例外，因为多数成了家的干部，星期天都自家开伙。

在困难时期，毛泽东曾有过一星期不吃米饭、7个月不吃肉、不喝茶的记录。几位领袖都跟着毛泽东不吃肉了。周恩来过意不去，关切地劝毛泽东吃一点肉。但是毛泽东的一句“你吃了吗”的反问，就把周恩来的口给堵上了。

为了使毛泽东增加营养配资天眼查线上，中南海里负责为首长服务的部门领导费尽了心思。肉、蛋这些东西毛泽东绝对不碰，但是他不拒绝野食。像偶尔弄两只麻雀，在中南海里捞点寸把长的小鱼虾，还是能劝他吃一点的。于是工作人员就打几只麻雀或掏两个麻雀窝，或者用筐捞些小虾。但这只能间隔一段时间搞一次，也不能一次量太大。否则，主席同样不吃。